首先，市场情绪的变化是成交量比持仓量还要大的一个重要原因。投资者在面临信息不确定性和风险时，往往会采取等待或者缩减持仓比例的策略，这种行为导致实际上的持仓数量下降。而当某个事件或消息引发了广泛关注和强烈的情绪反应时，更多的人可能会参与到买卖活动中来，以此来捕捉潜在的利润机会。这种情绪波动导致的交易热潮，即使实际上投资者的整体净流入较少，也可能造成短期内成交量超过持仓量。

其次，资金流动性的影响也是一个显著因素。当大型机构、券商或其他专业交易者进行大规模交易操作时，他们通常会通过各种手段包括高频交易系统、算法交易以及对冲策略等来控制自己的资金成本。这类操作虽然可能并没有改变最终对某个证券的净需求，但由于这些巨额资金移动带来的价格波动能够吸引更多的小额散户介入，从而增加了总体上的成交量，而实际上这些小额散户所占有的真实持股比例并不相应增加。

再者，对于一些新兴市场来说，其基础设施和监管环境相对于更为成熟的大型资本市场来说存在差距。这意味着在这些地区，大宗股票交易更加频繁且具有较高的活跃度，因为许多投资者特别是个人投资者倾向于通过股票作为一种快速变现资产进行投机，而不是长期价值投资。因此，即便是在具体公司内部真正有效需求并未发生太大变化，但由此产生的大宗交易仍然能够推高整个市场上的成交量。

第四点值得注意的是，是非理性情绪驱动下的炒作行为。在某些情况下，由于媒体报道、社交媒体讨论或者一系列不可预测的情感因素激发了公众对特定股票或行业趋势的过度兴趣，这种非理性追求导致大量无关紧要甚至完全缺乏基本面分析的情况下盲目买卖，使得即便没有任何新的正面新闻或数据支持，也能迅速推升该股票成为“热门”之一，从而出现了明显超过持股人的实际需求的情况。

第五点需要考虑的是技术分析师和算法程序员们如何利用他们精心编写的心智模型去预测未来价格走势，并自动执行订单以实现这一目的。尽管这样的做市行为本身并不一定代表真实意图（例如为了保护自己从未被发现），但它们确实在日常运作中扮演着关键角色。一旦足够多的人使用相同的心智模式，它们可以共同创造出看似超出当前拥有的物理货币供给水平之外的一种自我实现预言效应，使得即使在没有任何根本意义上的增产加储前提下，只需因为大家都相信这个理论就足以让其变得事实如此。

最后，在全球化背景下，不同国家与地区之间资本流通自由化程度不同，当跨国公司选择将其业务扩展至不同的国际市场时，它们必须同时管理多个资产组合。此时，如果某些公司决定调整它们在海外分支机构中的资产配置，那么这也将直接影响到相关国内外金融中心所涉及到的各项统计指标，如成交量与持有数相比。如果企业为了避免汇率风险、税收优惠政策或其他经济因素而调整海外资产配置，那么这一决策不仅会影响到企业自身，还会触发跨境资金流转，从而间接地促进全球范围内金融产品的大规模购买销售活动，最终形成表现出来的一个巨大的“虚拟”流量峰值，有时候远远超过真正所有者的账户余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