饮茶独立成为一种日常生活，茶并没有完全脱离中医药的理论和实践范围。事实上，在唐代以前，已经出现茶与其他药物配伍使用的先例，三国时期的张辑所著的《广雅》就记载了具有配伍、服法与功效的药茶方剂，陶弘景也提出以天冬等药物代茶饮用的方法。

可见，伴随陆羽之后饮茶的生活化，另一种重要的茶品类型也呼之欲出，这就是唐宋之后的药茶，茶文化走上了一源双途的发展途径。

唐宋茶与药茶协同发展

从唐始，饮用类茶品有了不同的形态。与此同时，药茶走上了独立发展之路，当时称为“茶药”，可见茶的药用依然是重要一途。宋初，福建开始制作凤团茶、龙团茶，皆为茶饼，后制造小片龙茶，称小团茶。同时，药茶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由于茶事活动的兴盛，政府开始重视生产经营的管理。在沈括所著的《梦溪笔谈》中就专门介绍了宋代“茶法”的演变过程，指出“本朝茶法，乾德二年诏在京、建州、汉、蕲口各置榷货物”，可见茶在宋代已经成为重要的产业和经济活动。

金元茶与药茶独具特色

金元时期，北方游牧民族入主中原，茶文化与北方民族以肉和奶为主的饮食文化深度融合，出现了“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的说法，茶品和茶学也呈现出异常纷呈的景象。在生活化饮茶方面，虽然金元宫廷依然沿袭复杂的程序，以点茶、煮茶为荣，但散茶已经开始出现，也就是直接冲泡的茶叶。其次，利用茶叶的亲异味性，使茶叶吸收花、果的清香芬芳，混合制备新品种，且常与饭食、酒、瓜果等相伴饮用。

山西医家对药茶的贡献

从唐宋到金元，山西人对茶和药茶的贡献主要在两个方面。在中医养生学和养生文化研究方面，为茶和药茶在养生领域的发展提供理论和实践依据。元好问《元氏集验方》，李杲《伤寒会要·序》和《脾胃论·序》，周献臣《周氏卫生方·序》以及诗中“药茶”一词是唐代的典型说法。柳宗元《夏昼偶作》冯道《童子侍茶图》壁画等，综上，山西人在茶与茶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中确实具有相应的地位。

一杯山西药茶，凝聚百草精华。山西药茶在传承中创新，在创新中传承，承载着古老的荣光与梦想。在发展山西药茶、壮大产业集群的东风下，山西药茶一定会焕发时代光彩，成为山西一张响亮的名片。